大学院“研究室”的前世今生——建筑系

众所周知，日本大学的基本构成组织是“研究室”（理工类学科）。与国内大学常见的“教研室”体制不同，日本的大学老师皆以独立的“研究室”为据点展开教学研究活动。具体上，一个学部（系，学院）下属若干个学科（专业），每个学科则由若干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室组成。研究室通常以“主宰教授”命名，内部成员除了“主宰教授”之外还有助理教授、助手、大学院生等。体量庞大的研究室还会有一个副教授或讲师。当本科生进入大四学年时，会按照研究志愿配属到各个研究室完成论文。

成员构成：

指导教员：教授、副教授、讲师

辅助教学，研究的成员：助理教授

教员助手：研究/实验助手，秘书

研究人员：博士后、院生（修士，博士）、研究生、客座研究员等

卒论生：学部生

这种研究室制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研究-教学体系和教员-院生-学部生的指导链。院生在和教授共同研究的同时，也起到了承上启下辅导学部生的作用；学部生在接受教授指导，利用研究室资源的同时可以和院生学习如何做研究写论文。此外，由于研究室的师承关系，校友资源也是十分丰富且稳固。

然而研究室制度的最终成熟却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从建筑系研究室发展的沿革可见一斑。

建筑系中“研究室”的概念，是在战后迅速建立起来的。而其之后几十年的演变，基本上围绕着“研究与实务的关系”展开来。

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尤其是遭受了战火侵袭的东京等大都市急需重建。在此背景下，很多以（战后复兴）实务为主轴的建筑学研究室应运而生，比如京都大学棚桥研究室（“复兴组立式住宅【桐二号】”）、东京大学池边阳研究室（“立体最小限住宅”）、东京工业大学清家研究室（收容所“银1store”）等。从战后到50年代初，可以说是（建筑系）研究室的发展

“黎明期”。此时的研究室的特征是：以都市和住宅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可实现的前提下提出“构想计划”；作为学术刊物的发表场所。这三点特征，也被后来的“研究室”概念所继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60年前后，进入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此时的研究室也想日本蒸蒸日上的经济一样迈进了多元发展期。此时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发展方向。

第一是以东京大学主倡的“理论性”。以东京大学吉武泰水为代表的建筑家主张提升建筑研究室的研究机能，除了基本的实务之外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应该是研究室的一个主要任务，换言之即培养高度专业性具有系统理论知识的研究者。

第二是东京工业大学主倡的“作家性”。以前文提到的清家研究室为代表，倡导“实务与理论结合”，强调优秀建筑师的“自我学习”和与其他（同研究室的）建筑师思想交流与碰撞。

最后就是早稻田大学主倡的“人间性”。作为私学的早稻田大学，并没有国立（帝国）大学的僵硬体制，也更注重学生毕业后的社会角色及其对于社会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早稻田大学一贯的注重“实学”的教育风格。

时至70年代，因为日本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产学共同体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也因此，研究室的发展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停滞期。到了当代才慢慢趋于我们所熟悉的研究室特征，此时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别称——ラボ（Lab），可见它的功能已经颇为完善，从最初的Studio形式或是seminar讲座形式演变成现代的“研究-实验室”，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日本大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教育与科研组成单位。现在的研究室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各路研究人员济济一堂，也已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